2017年8月，第四批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到位，實現了環保督察全覆蓋，環保治污問責全面鋪開，但社會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督察組應該早點來；環保督察損害了經濟。無論是中央環保督察，還是“2+26”城市強化督查，都是為了加強生態環境保護以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那么，社會上不同聲音出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這一問題值得深思。
在資本市場，一個廣為流傳的所謂邏輯是環保限產短期內會對部分周期性產品價格產生支撐作用，但中期環保限產帶來的供給下滑會對經濟基本面產生負面影響。在這一所謂邏輯下，“2+26”城市采暖期限產、環保督察嚴格落實，部分產品供給將出現顯著下滑（電解鋁、粗鋼、水泥等限產規模占比將超過8.4%、11.1%和16.3%），短期內相應產品的價格會出現明顯上漲。
中期來看，上游直接關停，中下游因原材料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縮窄，下游需求下降抵消價格上漲，繼而引發生產放緩、投資下滑。同時，環保容忍度提升降低出口競爭力，帶來失業和消費能力的降低。
長期來看，環保限產不能增加環保設備、缺乏市場化手段來內生環境成本，以至于高效產能面臨關停的窘境，最終對產業升級難起作用。
第一，環保督察帶來上游產品供給的顯著下滑。實際上，這一傳導鏈條并不成立。截至2017年8月，粗鋼、有色、焦炭、玻璃、紙板等產量同比增速依然較快，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穩中有升，并沒有看到環保督察對上游產品供給的不利影響。以鋼鐵行業為例，2017年去產能目標是5000萬噸，目前已超額完成。但從效果來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1月~8月粗鋼產量同比增加3009萬噸。其合理解釋是落后產能淘汰后，合規產能產量不斷增加，在高利潤的驅動下2017年合規產能產量高于2016年水平。即環保督察的確帶來了落后產能產品供給下滑，但產能結構在不斷優化，合規產能產量在增加，繼而出現工業產品產量的穩中有升。
第二，中下游因原材料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縮窄，繼而引發生產投資下滑。2017年8月工業生產受綜合因素影響有所放緩，主營業務收入也略有下降，但企業盈利水平明顯上升。1月~8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21.6%，8月工業企業利潤增長24.0%，這是2012年以來的最好水平。分行業來看，上中下游的盈利狀況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8月上游行業利潤同比增長76.8%，中、下游利潤分別增長8.4%和10.8%。
第三，中國出口競爭力由環保容忍度決定。伴隨著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升值、勞動力成本上升，中國在全球總出口中占比上升勢頭有所停滯，在G3（歐元、美元、日元）市場的確喪失了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市場份額，但機械產品等行業的市場份額卻在穩步提升。這就說明中國的出口競爭力并沒有減弱，反而競爭力因結構優化在增強，仍然是全球市場中毋庸置疑的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
第四，高污染企業在環保督察下寧愿關停，也不愿升級環保設備。環保督察中關停的企業主要是“散亂污”企業，這些企業大致有這樣一些特征：沒有工商登記，沒有環保手續；工藝落后，不符合產業政策；沒有任何治污設施，污染較重；不符合當地規劃布局。“散亂污”等污染企業對地方發展的貢獻微乎其微，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貢獻”卻著實不小。這些企業環保投入接近為零，產品價格比環保設施運行正常的企業便宜，破壞了市場公平，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關停“散亂污”企業有助于加快產業優化升級，促進行業綠色發展。
總的來看，環保督察對經濟負向影響的邏輯傳導渠道不能成立。實際上，環保限產對經濟總體影響相對有限，但需要關注不同類型企業受環保政策的影響程度。目前來看，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表現較好，而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受到的影響則大一些。受環保設備更新成本等問題影響，環保加嚴對小型企業、民營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影響較大。去年以來大型企業景氣度持續高于小型企業，國企盈利表現也明顯好于私營企業。地方政府在實施政策時需要對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適度甄別，對“散亂污”等污染企業嚴格關停，但對發展前景好的民營企業也要加以扶持。
隨著地產調控的不斷升級，一、二線樓市降溫，房地產投資增速將逐步回歸常規軌道，出現低速增長、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疊加基礎建設投資逐步退出，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仍在持續，但未來1年~2年我國經濟可能會慢慢接近至“出清”狀態，在新一輪產能周期和庫存周期開啟時經濟正式步入新平臺。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群眾在環保問題上的立場似乎正在發生微妙轉變。從一邊倒的跟風批評環境質量惡化和政府部門不作為，逐步轉向質疑和不理解涉及自身利益的治理措施。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3個方面。其一，“散亂污”企業和部分小微企業的關停整頓造成人民群眾短期失業和收入下降；其二，部分行業趁機炒作，希望借環保之由上揚價格，發環保政策的財，造成群眾生活成本上升；其三，部分地方政府層層加碼、矯枉過正，精細化管理落實不到位，存在“一刀切”式的粗放式管理。大家需要清晰地認識到，當前遇到的問題都是階段性的，會逐步回歸正常。
很多人會說發達國家工業化進程的歷史經驗顯示，污染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呈現倒U型關系。需要注意的是，“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出現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實質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然而，經濟發展方式的自發性調整耗時較長，環境保護政策的轉變是較好的推動力和催化劑。環保限產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踐行綠色發展理念的客觀要求。
從宏觀經濟視角來看，環保限產在短期內會減少限產區限產行業的產品產量。但從長期來看，環保限產會強化環境硬約束，有助于去除火電、鋼鐵、焦化、化工等行業的落后過剩產能，倒逼企業加大環保投資，主動降低環境污染排放水平，補齊環保短板，提升產品附加值。因此，環保督察既能實現去除落后產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也能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確保我國經濟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
